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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海鉤沉

中國早期選官制度的演替

來源:中國紀檢監察報發表日期:2020-04-02 15:00:00

選官制度是中國古代重要的典章制度之一,在科舉社會以前的古代中國,選官制度主要經歷了從世卿世祿的貴族選士制到選賢任能的平民薦舉制再到門第至上的九品中正制的演替過程。

世卿世祿的貴族選士制

夏、商、周時代(約公元前21世紀前后-公元前771年),選官制度處于萌芽和初步發展時期,主要為“世卿世祿制”,它以家庭血緣關系為標準來確定政府各級官員的任命,依照血緣親疏來確定等級尊卑和官爵高下。

世官制下擔任官員的大小貴族必經學習相關禮儀知識方可上任,貴族壟斷了教育文化與學術,稱之為“學在官府”。為了維持統治,在周代出現了一種具有選拔性質的用人制度,即從公卿大夫及諸侯子弟中選拔“士”貢獻給周天子,這種“貢士”制給一些沒有繼承權的子弟提供了入仕機會,使國家的統治基礎得以擴大。這種基于世官制的人才選拔機制,從歷史發展角度看是一種進步。

春秋時期(公元前770-前476年),由于貴族選士制的存在,選賢任能的風尚開始流行,對世卿世祿制造成一定沖擊,但還沒有形成規范化的選官新制度。戰國時期(公元前475-前221年),諸侯爭霸,各國相繼進行變法,逐步形成了軍功制與養士制并行的官吏選拔制度。尤其是秦國的商鞅變法,實行按軍功加官晉爵的選官制,沉重地打擊了宗法貴族勢力。而“士”在戰國時期已成為政治上具有較大影響和作用的社會群體,是當時新型官員的主要來源。軍功制和養士制的推行,徹底打破了世卿世祿制,為平民越階進入官吏隊伍奠定了基礎。

“吏、法”結合的秦朝官吏任免制度

秦(公元前221-前206年)統一六國,置郡縣,建立大一統的中央集權制國家,秦王朝挾商鞅變法之遺風,創設了一套系統的官吏任免制度。

所謂任免制,即官吏必須經過國家的正式委任才能任職,若未任命而敢先行使職權,或受私人派遣,都要依法治罪,其目的是防止官吏形成私人勢力。官吏一經任命,就必須服從調遣,不服從者就要受到懲處。同時,擔任官吏須符合相關條件:一是要有一定家資,窮人無資格做官吏。漢初名將韓信,在秦朝治下僅為一介布衣,被當作貧賤無德行,所以不得推選為官。二是要會書寫,懂法律。從秦孝公時期的商鞅到秦始皇時期的李斯,皆推崇法家為治國之道,作為秦朝的官員,懂法律自然是必要條件。三是年齡須當“壯”年以上,至少要到十七歲才有任職資格。當然,其他條件如立有軍功等,也是取得官吏職位的資格。

為適應秦始皇在全國各地推行“以吏為師、以法為教”的政策,軍功地主與法家人物成為秦朝主要的官吏來源。

以選賢任能為中心的漢代察舉征辟制

漢高祖劉邦依靠功臣集團建立西漢政權(公元前206-公元25年),漢初至武帝以前選拔官吏的辦法基本上與秦相仿,郡國長官大多由功臣及子弟擔任。漢高祖未定天下之時,曾在路上碰見一些歲數大、見識多的長者向他提建議。他知道民間有許多重要意見,在做了開國皇帝后即下“求賢詔”,要求各地推選“賢士大夫”,讓有見解的人抒發自己對于政府施政的意見,講錯了不罰,講對了有賞。這可視為“察舉”制的先聲。至漢文帝時,開始實行舉薦德才兼備、孝悌廉潔之士,賈誼是這一時期的代表。

漢武帝時,國家開啟盛世局面,對人才的需求空前高漲,選賢任能的察舉制就此成為漢朝最重要的選官制度。

漢代察舉最主要的科目是“孝廉”。原本“孝”“廉”各為一科,但在當時的統治者看來,孝悌、廉正是統一的,二者很難分開。所以舉“孝”亦是舉“廉”,舉“孝廉”與舉“孝”和舉“廉”實無本質區別。舉孝廉有三項基本內容:一是郡國長官每年向朝廷推薦一次;二是所舉者必須有“孝”或“廉”的事跡聞于鄉里;三是人數有限定,一般每郡推薦二人,超過二十萬人的郡推薦三人,不到二十萬人也要推薦一人。最初各郡對舉孝廉皆不甚重視,有的郡一年也不能舉出一人。公元前128年,武帝下詔重申舉孝廉的要求,并提出各郡守如不舉孝、不察廉,是為對朝廷大不敬,其職當免。這樣才使各地認真起來,從而保障察舉制的貫徹執行,并成為兩漢時期平民入仕的主要途徑。除孝廉外,察舉的科目還有“秀才”“賢良方正”“賢良文學”等等,這些科目并非每年皆舉,稱為特科。孝廉則每年舉行。

征辟制,亦稱征召,是各級官府選拔有才能的人做部屬,或者是中央政府直接從布衣百姓、地方上職位卑微的官吏或做過高官的人中挑選有治國之術的人才,然后授予其較高官秩的制度。征召之法秦代就已實行,至武帝時乃成為官吏選拔制度。所征之人不拘一格,凡有專長或被皇帝一眼看中者,皆可隨時征召。被征召至京師者,皇帝親自召見。召見時皇帝提出各種治國理政的問題,如回答滿意,即可授以官職。這就把察舉制和征辟制結合起來。

通過察舉征辟制選拔而來的官員,只問賢能與否,而不論家世出身;倘若發現名不副實,即免職遣回原籍。這里最具代表性的莫過于兩次被舉薦入朝的公孫弘。公孫弘年輕時曾在家鄉淄川國薛縣(今屬山東滕州市)做獄吏,后因觸犯法律而被免職。失去職務的公孫弘拾起書卷,于不惑之年開始研習儒家學說。漢武帝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朝廷下詔舉薦“賢良方正”之士。在這次舉薦中,時年六十歲的公孫弘以“賢良”之名被推薦到朝廷任博士。后來,武帝派遣公孫弘出使匈奴,因復命之言不合武帝心意,武帝認為他沒有才能。公孫弘因此稱病不出,被免官后返回故里,賦閑在家。其后,武帝又多次下詔要求郡國舉薦賢良文學之士。元光五年(公元前130年),淄川國再次推薦公孫弘赴長安,弘堅辭不就。因公孫弘研習儒家學說已小有名聲,又孝順其后母,故而淄川人執意推舉,公孫弘只好二次入朝。在應對策論時,公孫弘深得武帝賞識,再拜為博士。

依靠這一新穎獨特且行之有效的官吏選拔制度,漢朝任用了一大批飽讀文章、政治練達的精英人才,為國家強盛和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察舉制的衰敗與門第至上的九品中正制

東漢(公元25年-220年)繼續實行察舉制,但前后有所變化。初期主要依據人才在地方上的聲望,稱為“鄉舉里選”。中期以后,小生產者經濟衰頹,豪強地主勢力開始惡性膨脹,門第族望成為選舉的主要依據,察舉制由此漸為賢良人士所輕。東漢著名天文學家張衡,在漢和帝永元(89年-105年)年間曾被推舉為孝廉,但他沒有接受。大將軍鄧騭欣賞張衡的才華,多次征召他,張衡都不應命。

在選官制度日趨腐朽的情況下,出現了一批世代為官、把持中央或地方政權的豪門大族,累世公卿的世家地主因此形成并發展起來。后期,宦官把持用人大權,選官制度更加腐朽,出現“舉秀才,不知書;察孝廉,父別居”的腐朽局面。

兩漢國家實行察舉征辟制的目的,就是要選拔天下人才為國家所用。察舉征辟制以郡縣行政體制為基礎,又通過選拔郡縣人才來維護國家統治。所以選官制度與行政體制二者相輔相成。東漢末年群雄并起,漢家統治崩潰,軍閥混戰打破了原有統治秩序,士人流離徙轉,脫離鄉土。秦漢以來的鄉、里組織大半遭破壞,士人出身、德行等均難稽考。于是以“鄉舉里選”為形式的察舉制度再無法繼續實行下去。

三國鼎立之勢形成后,曹操為發展自己的勢力,采用“唯才是舉”的用人政策。曹操死后,其子曹丕不滿足于做漢獻帝名下的魏王。可是中原世家大族卻不愿背棄享國已四百年的漢天子而稱臣于曹氏。為了取得世家大族的支持,曹丕不得不向他們作出讓步,采納當時世族大地主尚書陳群的建議,實行“九品官人法”,即后世所稱的九品中正制來選拔官吏。九品中正制的具體做法是:中央選擇“賢有識鑒”的官員兼任本州中正官,察訪士人,評列品行,分為九等,作為官吏除授的依據;中正官評定士人,須家世、才能二者并重。

到了晉朝,九品中正制發生變化。盡管此時中央的選官權力已轉歸吏部,但吏部選官也是根據中正的“品狀”來確定。由于中正官一職為世家大族所壟斷,選官任人唯看門第家世,出現了“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的等級格局。直至科舉制度誕生,這一局面才被打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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