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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海鉤沉

廉潤南粵|劉禹錫:“功利存乎人民”的中唐“詩豪”

來源:南方日報發表日期:2020-04-20 10:44:00

“沉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酬樂天揚州初逢席上見贈》)“晴空一鶴排云上,便引詩情到碧霄。”(《秋詞》)“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烏衣巷》)……喜歡古典詩詞的人,對中唐“詩豪”劉禹錫及其作品一定不會陌生。

劉禹錫像。黃津

劉禹錫(772-842),字夢得,祖籍河南洛陽,中唐時期著名的文學家、哲學家、政治家,是繼盛唐之后唐詩又一高峰——“元和詩壇”的杰出代表。“永貞革新”失敗后,劉禹錫頻遭打壓,命途蹇塞,屢屢因詩文獲罪,使得“滿朝官職獨蹉跎”(白居易《醉贈劉二十八使君》),為官數十年大部分是在遷謫遠州、郁悒失志中度過的。但他性格剛毅、超邁,無論流徙何處,均積極履職,或賑饑救災、免賦減役,或興教重學、濟世安民。

值得注意的是,劉禹錫還在多年的基層治理經驗基礎上,總結出了一套吏治思想,如“憂國不謀身”“人之道在法制”等。在廣東連州,他更是提出了響徹古今的施政箴言——“功利存乎人民”,在當下廉政建設中煥發出歷久彌新的光彩。

推崇法制  獎善懲惡

劉禹錫出生于一個原籍中原的江南基層官吏家庭,“家本儒素,業在藝文”(《夔州謝上表》)。唐代文學家權德輿在《送劉秀才登科后侍從赴東京覲省序》中回憶,劉禹錫自幼學習儒家經典,裝束舉止“恭敬詳雅,異乎其倫”。而據劉禹錫自述,孩童時他曾在詩僧皎然、靈澈吟詠時作陪,“皆曰孺子可教”(《澈上人文集序》)。

貞元九年(793),21歲的劉禹錫第一次參加科舉便進士及第,同年登博學宏詞科,兩年后再登吏部取士科,授太子校書。隨后,他被淮南節度使、史學家、《通典》作者杜佑招至幕中,司掌文書工作。802年調補京兆府渭南縣主簿,803年遷任監察御史。

劉禹錫的青年時代可謂是春風得意,前程似錦,尤為太子侍讀王叔文所賞識,“以宰相器待之”(參見《舊唐書》本傳)。與安史之亂后的許多文人一樣,他盼望著憑一己才干力挽狂瀾,掃除弊政,實現國家中興。在《華山歌》中,他以“五岳”之一的華山自喻,抒發了“丈夫無特達(突出的功業),雖貴猶碌碌”的壯志豪情。

廣東省連州市劉禹錫紀念館內的劉禹錫像。黃津

正在此時,一場激流暗涌、危機四伏的宮廷政變悄然襲來。公元805年,太子李誦正式即位(即唐順宗)之后,以東宮權臣王叔文、王伾為首的改革派發起“永貞革新”,懲辦貪官酷吏,抑制藩鎮勢力,削奪宦官實權。

最終,宦官大臣俱文珍等人密謀逼迫順宗“禪位”,擁立太子李純(即后來的唐憲宗),新政僅持續了一百多天便宣告失敗,革新派遭到大規模的迫害報復。王叔文被誅、王伾病卒,包括劉禹錫、柳宗元在內的八位核心參與者,被逐為偏遠地區司馬,史稱“二王八司馬事件”。

劉禹錫先是被貶為連州刺史,赴任途中,加貶為朗州(今湖南常德)司馬,在朗州一待就是近十年。囿于身居閑職,他走上了漫長的“窮愁著書”道路,寫下了大量的政治詩,鞭撻揭露社會黑暗面。這一時期,他主要通過詩文集中闡述其政治理念。

他在《天論》中指出,“人之道在法制”,只有依靠法令才能辟邪揚善。而法令得以實行的基礎是保障人民豐衣足食,“夫民足則懷安,安則自重而畏法。”(《答饒州元使君書》)

在《砥石賦》中,他援引從西周至漢唐的盛衰歷史,證明法律乃統治國家、磨礪人才的“砥石”,關乎國運興廢。而中唐面臨的宦官干政、藩鎮坐大、黨爭加劇等亂象,無不與法制廢弛、是非顛倒相關。

劉禹錫還從“惟變所適”的進化觀出發,強調政策的實施必須“寬猛迭用”、因地制宜,根據天時、地域、民情靈活調整。同時,官員還應加強修身,取信于民,為“政之先”;執法公正,為“政之本”。他還提議效仿漢代名臣趙廣漢設立“缿筒”(即匿名舉報箱),“厚發奸之賞,峻欺下之誅”,鼓勵百姓檢舉貪污不法行為,此為“政之助”。(《答饒州元使君書》)

不謀私利  振興連州

815年初,劉禹錫與柳宗元等人一起奉召回京。次年,劉禹錫目睹長安玄都觀中桃花盛開、游人趨之若鶩的情景,作詩抒懷——“玄都觀里桃千樹,盡是劉郎去后栽”,以“桃千樹”隱喻自己離京十年間因投機取巧而在政治上得勢的朝廷新貴,又以“看花諸君子”諷刺那些趨炎附勢、攀高結貴之徒。因“語涉譏謗”,他被授為播州(今貴州遵義)刺史,后在裴度及柳宗元等人的說情下,改為連州(今廣東連州)刺史。

連州出版的劉禹錫相關著作。黃津

劉禹錫上任后,盡管對無力分擔國事依然深感憤懣、無奈,也曾流露出“異鄉無舊識,車馬到門稀”的惆悵之意(《元日感懷》),但在《連州刺史廳壁記》中,他不僅客觀細述了連州地區人文變遷與自然環境,還立誓要像前任賢吏一樣,“功利存乎人民”。此外,他又筑“吏隱亭”,在《吏隱亭述》中表達了“不以利祿縈心”的廉潔心聲。

在連州的四年多里,劉禹錫深入了解民生疾苦,所作《插田歌》反映了農民遭受的深重壓迫,諷刺了賣官鬻爵、賄賂成風等腐敗現象。他大力發展農業生產,并派人重新疏浚海陽湖,修筑亭臺,作“海陽十詠”頌其景致。

工作之余,他與道州(今湖南道縣)刺史薛景晦通信交流醫藥研究經驗,受之啟發,將多年積累的民間藥方整理、集結為《傳信方》。這部以“廉(價廉)、驗(有效)、便(易得)”為特色的醫書,后被《本草綱目》等醫籍引用,不僅惠及嶺南地區人民,有的藥方還傳到了日本、朝鮮。

隋唐時期,連州就已成為漢、瑤兩族雜居之處。劉禹錫在連州期間寫下了《莫徭歌》《蠻子歌》《連州臘日觀莫徭獵西山》等詩作,生動記述了徭族(瑤族)的民風、服飾、狩獵習俗及其淳樸英勇的個性,在唐代士林開創了以詩歌形式描寫少數民族生活的先河。

劉禹錫在任期間,連州文風大振,出現了第一個進士劉景,為此他特意賦詩《劉景擢第》表示祝賀。二十多年后,劉景之子劉瞻又高中進士,并官至宰相。

此后,廣東科舉考場上連州才子輩出,連州亦獲得了“科舉甲通省”的美譽。明代弘治年間連州知州曹鎬撰《舊志序》,認為連州風氣之變,“乃自韓昌黎、劉夢得兩公始”。清乾隆本楊楚枝的《連州志·名宦傳》則評價說:“吾連文物媲美中州,禹錫振起之力居多。”

沖口村的進士亭,該村的陳氏兄弟在北宋年間雙雙高中進士。黃津

元和十四年(819),劉禹錫因母喪離開連州,居洛陽,丁憂期滿后再授夔州(今重慶奉節)刺史。期間,他在《奏記丞相府論學事》中,針對夔州“室廬圮廢,生徒衰少”,官學“病無貲財”的現象,指出“天下少士”,“非天不生材也”,而是“不知養材之道”。對此,他向朝廷建議,削減州縣祭奠費用,將之用于更緊要的辦學經費上,顯示出他對教育的重視和講求務實的工作態度。

陋室明志  賑災有方

824年,劉禹錫從夔州調往和州(今安徽和縣),擔任刺史。甫一上任,和州就發生了多年不遇的特大旱災。他馬不停蹄地四處走訪、視察災情,言辭懇切地上書朝廷,請求減稅賑災。

相傳,當地知縣有意刁難,非但不給劉禹錫在縣衙安排住所,還逼其多次搬家,條件一次比一次差,最后是一間僅能容下一床、一桌、一椅的斗室。于是,劉禹錫揮筆寫下了一篇短文,以“斯是陋室,惟吾德馨”,抒發了自己高潔傲岸之志向——這便是馳名古今的《陋室銘》。

827年,劉禹錫回到東都洛陽,結束了“巴山楚水凄涼地,二十三年棄置身”(《酬樂天揚州初逢席上見贈》)的外放生涯。此時的劉禹錫已年過半百,卻不見暮年衰弱跡象,依然保持著旺盛的血性和斗志。次年春,他故地重游,看著“蕩然無復一樹”、荒草搖曳的玄都觀,作詩舊事重提:“種桃道士歸何處?前度劉郎今又來。”果然又一次觸怒政敵,于大和五年(831)十月,第三次離京出任蘇州刺史。

連州劉禹錫紀念館每年都吸引了眾多學生前來參觀學習。黃津

不久,蘇州發生水災,已近六旬的劉禹錫從本州常平義倉中緊急調撥了十二萬石米,逐戶分發,并宣布減免賦役。在其“晝夜苦心,寢食忘味”的治理下,“遂使人心獲安”,“幸免流離”。(參見《蘇州謝恩賜加章服表》)因救災有功,朝廷賜予他紫金魚袋以示嘉賞。蘇州人民則把劉禹錫和曾經做過蘇州刺史的韋應物、白居易合稱為“蘇州三賢”,興建“思賢堂”以示紀念。

834年夏起,劉禹錫又在汝州(今河南臨汝)、同州(今陜西大荔)等地任職,直至836年秋因患足疾,再次被召回洛陽,任太子賓客、秘書監等職。會昌二年(842)病卒于洛陽,享年七十歲,朝廷追贈為兵部尚書。

劉禹錫不計個人際遇之得失榮辱,始終心系國計民生,踐行“功利存乎人民”的承諾,歸根結底在于他對儒家“用世”擔當精神以及“仁義”觀的執著以求。正如他在《學阮公體三首》詩中所言:“昔賢多使氣,憂國不謀身。目覽千載事,心交上古人。”在他看來,古代德才兼備的賢人都是為國家興亡而奮斗,故而將個人利害拋諸腦后。

劉禹錫憂國憂民,處逆境而不沮喪,他勤廉施政、敢于作為的精神,至今仍然值得學習和提倡。

【評說劉禹錫】

劉禹錫再貶連州后,在當地建吏隱亭以明志。吏隱,謂不以利祿縈心,雖居官而與隱者同。后來在和州任上,他又寫就了名篇《陋室銘》,達觀地說到居所盡管“苔痕上階綠,草色入簾青”,但是因為“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又“何陋之有”?合而觀之,劉禹錫的清廉形象已經呼之欲出。

不以利祿縈心,理論上乃為官的前提條件。王陽明這樣闡釋自己提出的知行合一:“正要人曉得一念發動處便即是行了,發動處有不善,就將這不善的念克倒了,須要徹根徹底,不使那一念不善潛伏在胸中。”在他看來,那種“不善”的念頭想都不要想,一旦想了,也是在“行”。對為官者而言,“不善”的一個典型特征,便是利祿縈心。在主要依賴個人修養的封建時代,劉禹錫之外,我們還可以看到一些以身作則的清廉之士。如元朝張養浩的《風憲忠告》,開篇即以切身經歷忠告各級官員要“自律第一”。他說:“士而律身,固不可以不嚴也。然有官守者,則當嚴于士焉;有言責者,又當嚴于有官守者焉。”這種層層遞進的關系表明,官員的職責越重,自律應當越嚴格。為什么呢?“蓋執法之臣,將以糾奸繩惡,以肅中外,以正紀綱,自律不嚴,何以服眾?”又如明朝范景文所以為后世尊稱“二不尚書”,在于他職司吏部典選之時,在大門上張貼的“不受囑,不受饋”六個大字。

“寬一分則民受賜一分,取一文則官不值一文。”能夠不以利祿縈心的官員,才能夠“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才能夠干事創業豪氣干云,即便遇到挫折也才能夠平心靜氣。劉禹錫20多年的貶謫生涯,足以印證了這一點。政治上,“羞為洛陽拜塵友”;文化上,貶謫期間他寫就的那些竹枝詞,不僅在中唐詩壇別開生面,而且還成為人類學意義上的珍貴民族志材料。

——潮白

(刊載于南方日報2020年4月17日副刊海風版面和南方+客戶端平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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